郝金安死缓冤案症结不在制度缺失而在制度落实

 段建国1998年，在山西临汾打工的河南农民郝金安因涉嫌“抢劫杀人”被当地警方逮捕，后被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直到真凶落网一年多后，郝金安于2007年12月18日被取保释放出狱。该案最先被《大河报》连续报道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国青年报》(北京) 于2007年12月26日，发表了杨芳的文章《河南农民十年冤狱拷问制度缺失》。该文试图探索郝金安死缓冤案的成因，但是他却没有进一步挖掘冤狱的成因，而是“报道”了冤案始末。出现该案冤情，到底是缺失“疑罪从无”制度，还是缺少监督制度？到底是缺少公开审判制度，还是缺少证据甄别制度？该文没有告诉答案。事实上，纵观郝金安死缓冤案的形成，症结不在制度缺失，而在制度落实。在笔者看来，郝金安死缓冤案的酿成，再次警示我们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有时被严重扭曲了。首先，刑讯逼供问题成痼疾。刑讯逼供侵犯人权，刑讯逼供违法，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国法律也设置了一套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刑事诉讼法》43条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而《刑法》第247条还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刑讯逼供不仅违法，而且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还可能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以上法律制度，既明确，有严格，显然不是缺失的问题。问题是，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有时在社会压力下，某些侦查机关，不是变压力为动力，而是寻求破案捷径，刑讯逼供便应运而生。有些干警在乌纱帽与人权之间，选择了践踏人权。有些干警在业绩与违法之间，选择了违法。真凶献身的个案显然是少之又少，得到媒体公众关注的案件更是凤毛麟角，刑讯逼供败露者当然是微乎其微，所以通过刑讯逼供尽速破案，成了某些干警屡试不爽的破案手段。该案件，刘茵和被人用刀杀死，警方将此案定性为恶性抢劫杀人，如果不尽快破案，将难以向公众交代，于是萝卜快了，就不洗泥了，刑讯逼供便派上用场，于是郝金安“腰子”被打坏，于是郝金安供认了，于是抢劫杀人案大功告成。既然法律禁止刑讯逼供，既然刑讯逼供是违法犯罪，那么刑讯逼供者该对刑讯逼供负的法律责任是不是能落实，就成为重中之重。刑讯逼供屡禁不止，问题可能就出在发现刑讯逼供不能依法严惩上。如果对刑讯逼供听之任之，势必泛滥成灾。如果拿几个典型案件，对刑讯逼供者严惩不贷，或许会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其次，口供仍然是证据之王。古代审判案件，以人犯亲自签名画押作为案件万无一失的标准，口供在侦破手段简单老化的古代是证据之王，所以司法官吏不惜使用酷刑逼取口供。但是事过境迁，我们早已步入文明社会，定罪判刑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口供已经不是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甚至还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深深根植着一种理念，那就是：只有有口供，才可以定罪量刑，否则案件就是不扎实，不牢靠。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干警会不惜刑讯逼供博取口供。口供一旦被认为是证据之王，势必会抛弃对其他证据的搜集，会对口供情有独钟、趋之若鹜。出于打击犯罪、安定社会的考虑，法院有时会对有明显瑕疵的证据置若罔闻，对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问就里。本来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是采用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但是有时法院会对“刑讯逼供”视而不见，不作审查，不作判断，而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最后口供反而轻易被采用，并作为定案根据。纵观郝金安冤案，郝金安“腰子”被打坏，足见已经不是一般的刑讯逼供，但是法院审判时，并没有深究该口供证据的形成过程，最后，还采信刑讯逼供取得的有罪供述，致使形成冤案。如果不以口供为证据之王，如果依法排除掉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或许不会将郝金安送入牢狱。再次，“疑罪从轻”还在盛行。尽管“疑罪从无”已经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疑罪从轻”还很盛行。若郝金安抢劫杀人成立，那么郝金安系一人作案，又没有任何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根据《刑法》第263条第5款，判处郝金安死刑，不仅罪有应得，而且于法有据的。但是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仅仅判处死缓，无疑已经“疑罪从轻”“手下留情”。倘若当时郝金安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死不能复生，恐怕郝金安早已命归黄泉，根本无从谈起冤案昭雪。有时我们会滑稽的认为，似乎应当感谢“疑罪从轻”保留了郝金安的命，但是郝金安之所以被冤狱近10年，罪魁祸首也是“疑罪从轻”。认定郝金安抢劫杀人，却始终没有发现作案工具，在开庭审理时，郝金安一直辩称，鞋是杨某卖给他的，血衣不是他的，他没有作案。没有作案工具，如何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体系？为何不落实作案凶器？为何不落实鞋、血衣的出处？郝金安“腰子”被打坏，口供是否存在问题？若认罪口供被排除，该案件还有什么直接证据能认定郝金安作案？该案件明显存在严重证据瑕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但是法院并没有“疑罪从无”判决郝金安无罪，而是“疑罪从轻”以抢劫罪成立判处郝金安死缓。既然该案件疑点丛丛，为何要对郝金安以抢劫罪定罪判刑? 在骨子里，法官可能担心放纵罪犯。若“疑罪从无”，对已经羁押已久的被告人，有关部门可能会依法要国家赔偿。凡此种种，促使法官不敢、不愿严格依法“疑罪从无”，致使“疑罪从无”被扭曲为“疑罪从轻”。“疑罪从无”制度的变形，使冤狱变为现实。 （段建国律师系开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副主任，《中国辩护网》、《中国无罪辩护网》首席律师，联系电话：13501331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