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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倒戈”有悖于职业道德
2008-07-14 19:13:41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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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网 2008-07-14 11:13:41.0 特约评论员 段建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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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青网》2008年7月2日以《律师爆冷门 为被告作“罪重辩护”》为题报道：经适房诈骗大案开审法庭爆出冷门-- ，“我认为李峥的行为比诈骗罪还严重，应该属于合同诈骗或是非法集资什么的……”北京首个经济适用房诈骗大案昨天在昌平法院开审。在庭审现场，被告人的律师竟然在法庭上为被告作“罪重辩护”，令法庭一片哗然，随后被告李峥向法官申请，要求该律师“回避”。 《北京晨报》也以《“买房能人”怒指律师不作为》为题进行了报道。最初看到这些媒体报道，只以为是媒体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所以不以为然。但是，仔细阅读了《新京报》的文章《“倒戈”律师：我没违背职业道德》一文以后，笔者发现，《北青网》以及《北京晨报》报道的“倒戈”成为控方，建议公诉机关考虑以比诈骗罪量刑更重的非法集资罪指控李铮，该主要事实似乎是存在的。 曾为国内台球界名人的李峥，被捕前在天通苑小区经营着北京最大的一家台球厅。据指控，2006年到2007年初，李峥以自己有门路购买到天通苑经济适用房房号，骗取王某等30余位购房者好处费200余万元。开庭时被带上被告席的李峥，在法庭上坚决否认自己利用贩卖经济适用房房号诈骗。他称，2005年前后，他曾帮人办成过20多套经济适用房，现在能说上名字并且已经入住的就有4人。后来有人互相介绍或者自己找上门来让他帮助购买经济适用房，他都明确告诉那些人：“每个房号8万元，先交5万，事成之后再交3万。这事能办就办，办不成就退钱。”李峥自我辩解说，他收钱时给每个托他买房的人都打了借条。他的行为只是债务纠纷，并不构成诈骗。 面对被告人李铮坚持认为自己无罪。作为该案的辩护律师也认为“阅卷之后我发现证据链条咬合不紧密，案件的定性有问题。如果按照诈骗罪，应该具有隐瞒真相和虚构事实的情节。但李铮是如何诈骗的、如何虚构事实、赃款如何处置都没有查清。在本案中，李铮确实办成了经济适用房，这点是有证据的。”辩护律师袒露自己的辩护思路为：一是从民事借贷关系角度，二是摘掉罪名。如果罪名不成立，可能就发回补充侦查了，这也达到了辩护目的。我的辩护是釜底抽薪不是扬汤止沸。但是《新京报》问辩护律师：基于以上观点，你为什么会有“非法集资罪”的表述呢？辩护律师的回答说：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李铮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我在辩护词里也说了这点。然后法官就问认为应该是什么罪名，他随口一问，我随口一说。我说，我才疏学浅，不好说，但认为这是在新经济环境下新的犯罪形态，类似什么非法集资和合同诈骗。《新京报》问辩护律师：既然李铮不认罪，你为什么不直接做无罪辩护？辩护律师的回答说：刑法的任务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这么多受害人，数额这么大，直接做无罪辩护有难度。辩护不可能胡搅蛮缠，他不认我就说不认，必须要尊重事实，李铮收钱没办事，怎么面对辛辛苦苦的购房人？我只能采取迂回战术。《新京报》问辩护律师：事实上，你战术的后果在外人看来是有违职业道德的？ 辩护律师的回答说：我不认为。律师的职责不是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不是使他逃避法律制裁，而是正确适用法律。我认为李铮的行为有一定社会危害性，律师既要使犯罪嫌疑人得到公正的法律审判，也要维护法律正义和社会公理。我认为，我没有违背律师职业道德。我只是千方百计从另外一个角度辩护，不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维护当事人利益。 作为同行实在不能苟同该辩护律师的观点。既然被告人李铮认为自己无罪，既然作为辩护人自己也认为指控李铮构成诈骗罪的“证据链条咬合不紧密”，而且“李铮是如何诈骗的、如何虚构事实、赃款如何处置都没有查清”，那么为何不应当直接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诈骗罪不能成立的无罪辩护?难道由于“受害人多”，数额大，辩护律师就可以曲意妥协放弃无罪辩护？为何法官随口一问，辩护律师就要当庭随口说出对被告人不利的辩护意见？刑法的任务确实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但是律师的职责呢？纵然被告人李铮的行为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是是不是构成犯罪？纵然构成其他严重犯罪，应不应由控方指控？纵然被害人的权益应当得到保护，被害人不是可以聘请代理人吗？不是还有公诉人在为被害人伸张公平与正义吗？何劳辩护律师越俎代庖替被害人说话？既然作为辩护律师自己也认为指控李铮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那么做出无罪辩护怎么就变成了“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律师应当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但是使依法应无罪释放的被告人身还自由，算不算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不也是《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据媒体报道，辩护律师对李峥被公诉的罪名存在异议。“我不为他做无罪辩护，我认为李峥一案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制度，客观上给受害人造成了损失，但至于他侵害的是什么社会秩序，我才疏学浅，应该由法庭来判定。”听到这番话时，李峥当庭就冲着他的律师大喊：“你还嫌我判的太轻了是不是？”该律师此言一出，旁听席上的记者都笑得扶在椅背上，开庭的法官、检察官和人民陪审员也有些忍俊不禁。田文昌律师说得好，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辩护律师的职责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如果背离了辩护律师的职责，没有搞明白律师的角色，“记者都笑得扶在椅背上”、“庭上的法官、陪审员、公诉人以及旁听席上的人都忍俊不禁”也就非常正常了。 该辩护律师似乎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作为一个辩护律师，就像美国律师界流传的警语：如果律师在法庭上睡着了，当法官叫醒他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应当是“我反对”。这是律师高度责任感的自然流露。但是我国的该辩护律师却犯了职业道德大禁，模糊了作为辩护律师的法定职责。《刑事诉讼法》第35条明文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提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辩护意见，绝非偏袒被告人，它不仅是法律允许的，而且是辩护人的法定职责。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辩护，不仅有悖于律师的职业道德，同时也违反了辩护律师的法定职责。新《律师法》第31条 明文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只要辩护律师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不是信口开河，纵然发表了对被告人极其有利的言论，甚至被误解为“替坏人开脱”，这不仅是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当庭提出被告人罪重的辩护意见，显然不在《刑事诉讼法》35条辩护人的责任之内，也超出了新《律师法》第31条辩护律师职责之规定。我们国家法律现在推行的是控辩式诉讼，法庭居中裁判，公诉人、被害人是控方，被告人、辩护人是辩方。控方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罪重，辩方辩护被告人无罪、罪轻。任何超出法律设计的行为，不仅是滑稽的，也是会贻笑大方的。 田文昌律师因为办理了影响重大的控告禹作敏案件，代理了全国首例81名乘客诉航空公司无机索赔案，给著名企业家商禄做无罪辩护，一举成名，社会公众眼里认为田律师充满了正义，是平民律师，是弱者天使。但是等到田律师为黑社会老大刘涌辩护以后，非难之声铺天盖地。在公众眼里，为弱者辩护似乎就是伸张正义，为正面人物辩护似乎就是维护正义。相反，为强者辩护似乎就是破坏正义，或者为坏人辩护，他似乎就是坏人。事实上，从法律角度，在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有罪之前，被告人都有可能是无辜的。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将行为人称谓“犯罪嫌疑人”，理由也源于此。事实证明，杜培武、佘祥林等，就是被错抓、错捕甚至是错判的无辜之人。纵然是杀人抢劫的犯罪分子，他们依法也享有辩护权。只有“坏人”享有充分的辩护权，才会发现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自首、立功情节，定罪量刑才会做到罪刑相当，法律才会真正得以正确实施，法律的公正才会最终得到有力彰显。替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辩护，不仅是辩护律师的职责所限，如果背道而驰，还是一种违法行为。社会公众对律师存在误解尚可理解，辩护律师若模糊了自己的定位，后果将不堪设想。试想如果医生可以透露病人的隐私，律师可以揭发自己的客户，谁还敢看病？谁还会找律师？辩护律师做“罪重辩护”，不仅是不明智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也是违反的法定辩护职责的违法行为。辩护律师做“罪重辩护”，“律师倒戈”，是畸形儿，是怪胎，随着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最终会被彻底唾弃。 （作者：段建国，开物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副主任，《中国律师》杂志、《中国律师网》特约评论员） ［责任编辑 刘耀堂：yaotangl@126.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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