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贺卫方

段建国

    所谓斗士，在笔者心中，大概是指那些为了崇高信仰，敢于斗争不拍牺牲的勇士。哈姆雷特讲“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真的斗士似乎不应当为世俗束缚，不应当瞻前顾后，而应当为了自己的崇高信仰敢说、敢做。北京大学的优良血统，铸就了一大批铁骨铮铮的“斗士”。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等，似乎没有人去怀疑他们是勇猛的斗士。近些年来，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无疑是最活跃的人物。四处演讲为宪政呐喊，经常写文章呼吁司法改革，最令类的，还是他一个大名名鼎鼎的教授，竟然拒收研究生。有人指责他是“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有人说他是法律圈内不可多见的勇猛“斗士”。由于贺卫方经常出没于中国律师的论坛，由于贺卫方频繁出现在巡回法制演讲场合，笔者有幸多次见到鲜活的贺卫方。仔细观察，细心聆听，发现贺卫方似乎“匪气”不重，在他人经常藏着掖着的时候，在他人讳莫如深的时候，大胆的贺卫方似乎更让人看到他勇猛“斗士”的形象，骨子里似乎还深藏着一颗爱国之心。

    贺卫方是中国宪政的勇猛“斗士”。所谓宪政，最重要的内容不外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权力受到宪法以及法律的严格限制，二是公民权利得到法律的严格保障。贺卫方不仅关注对公共权力的严格限制，更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大声疾呼。由于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近年来关注民生、敢于和善于行使权力，２００３年人代会，竟有厚达2厘米、列明102个省级政府部门预算的册子，供人大代表审查，出现了“广东现象”。贺卫方积极撰文《人大审议财政预算的意义》，以示褒扬。2001年８月１６日，《南方周末》以《冒名上学事件引发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为题，发表了该报记者采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黄松有的文章。此文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并引发了激烈争论。赞同者认为，宪法进入诉讼领域，是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反对者则称，对该案件使用宪法条款进行裁决，是“杀鸡用了宰牛刀”，因为《教育法》对公民的受教育权已有详尽的规定，无需另外使用宪法。此外，也有学者指出，按照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有关宪法的问题，只能由全国人大作出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属于“滥用司法解释权”。贺卫方面对敏感问题，在《南方周末》上大胆指出：司法审查机制很容易使人敏感。其实，这种过敏恰恰就是中国走向宪政道路的阻力所在。 他认为，可以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的主要意义在于：一、以司法权的方式裁判宪法争议，从而为这个社会中的某些冲突提供和平而理性的解决途径；二、对于不合宪的具体和抽象行政行为以及立法机关的立法宣布无效，从而增进法制的统一性；三、通过具体判例推进宪政以及公民权利的扩展。事实上，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对司法权威的提升最具效果的，恰恰是在那些具有宪法意义的案件中法官的独立性。

    贺卫方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勇猛“斗士”。是否要司法独立？是否要统一司法考试？要否司法公开？审判委员会要否存续？司法制度到底怎么改革？等等这些触及司法改革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司法界。贺卫方以《复转军人进法院》为题，打响了呼吁司法改革的第一炮。他针砭复转军人进入法院，可能“出入人罪”，犹如外科医生，拿手术刀乱割一通，后果不堪设想。培根曾断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行为，比很多次其他不公正行为为患尤烈，因为后者污染的是水流，而前者败坏的却是水源，所以贺卫方坚决反对复转军人进法院。贺卫方关注检察体制改革，放眼国外体制改革的经验，以《检察体制改革之难》为题，历数检察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比如部门利益冲突与法律职业共同体构造之间的矛盾、监督情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对立、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冲突、作为司法人员的检察官群体以及权力运行的专业化与检察院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之间的矛盾、追诉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矛盾、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检察院的崇高地位和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制度转型所带来的检察权变化之间的矛盾。该文章让人深深感觉到司法改革之痛。钱锺书先生在谴责刑讯逼供时曾引用古罗马人巧妙的说法：“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不能忍痛者吐不实。”贺卫方以《刑讯逼供为哪般》为题，力陈刑讯逼供之害。目睹法院的法律文书中，存在诸多激烈的情绪化的语言，诸如“丧心病狂”、“狗急跳墙”之类，贺卫方以《将“狗急跳墙”扫出法律文书》为题，直击要害，呼吁法官使用法言法语。

    贺卫方是中国自由思想的勇猛“斗士”。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当然也存在不合时宜的或者亟待改革的旧的思想。向传统开炮需要勇气，向传统开炮需要胆识。在一个世俗社会中，知识精英应当竭力追求独立，追求自由，但是这绝非易事。贺卫方经常谈胡适，经常赞胡适。胡适似乎是贺卫方的精神偶像，就连他在北大的演说中，也经常生发出对胡适的殷殷尊重。贺卫方认为，中国现在特别需要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深为大学教授的胡适，跟当时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之间，始终保持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很多次希望他能进入到国民党与政府系统内，但他每次都非常认真和坚定地拒绝了。另一方面，他还要与政府高层保持一种对话关系。蒋介石经常跟他一起吃饭，每次吃完饭，胡适都会写下日记，甚至第二天报纸会把他对蒋的建言刊登出来。1948年的时候，蒋介石请胡适吃饭，他很直率告诉蒋介石，说其政策出现了严重问题，政府该反思自己。1950年代后期在台湾，胡适也是想方设法地去推动言论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会觉得胡适太过妥协，不愿意拉破了脸和蒋介石对立，但我们特别需要胡适这样的人，在发生问题时能保持和政府之间的对话。并不是说一味讨好，而是非常清楚的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蒋介石曾想谋求第三次连任，他就明显告诉蒋介石说这违反了宪法，且这种言论能够发表出来。贺卫方的反叛心理，与胡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5年6月24日，贺卫方就在学术批评网上发表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信中宣布，从2006年起，他将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停招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范围太宽，“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二是“保送生中的成绩优秀者过分偏向应试型，但做学问不一定好”。贺卫方对“学生干部和特长生的保送研究生制度”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不利于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对专业人才的培养，首先应该建立在“宽口径”的基础上。贺卫方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却不再招收研究生，是不是等于农民不种粮，士兵不拿枪？故而一石击出千层浪。

    作“斗士”，会成为众矢之的，作“斗士”，会被人大肆攻击。纵然可以凭仗北京大学的荫蔽，但是贺卫方敢于向世俗挑战仍属不易。迩近有人发表了《不处理贺卫方就是北大党委叛党》一篇文章，开始向贺卫方叫战，一场鏖战似乎又要开始。贺卫方到底是出招亮剑呢，还是服软退缩？突然，我想到鲁迅《记念刘和珍君》的一句话，权且送给贺卫方：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段建国律师系开物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副主任，《中国律师》杂志、《中国律师网》特约评论员，《中国辩护网》、《中国无罪辩护网》首席律师，电子邮箱：djglawyer@126.com电话13501331448）